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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中国观察】国潮俘获“Z世代”，中国人审美旨趣向内看******

　　中新社北京9月28日电题：国潮俘获“Z世代”，中国人审美旨趣向内看

　　中新社记者聂芝芯

　　曾经风光无两的国际知名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在华业绩大幅下滑。其CEO近期坦言“犯了错”。

　　“如今的中国消费者，喜欢(产品)有一种‘中国的感觉’。”他说。

　　这种“中国的感觉”正在塑造一股被称为“国潮”的新风尚，风靡中国社会并传至海外。

　　运动品牌植入苏绣等中华美学元素后，摇身变为时尚青年抢购的潮品；六百岁故宫推陈出新，“朕的心意”月饼、宫廷色口红等文创精品刷爆年轻人朋友圈；“中国智造”产品，凭着过硬的质量和高颜值，收获一波波“铁粉”……

　　国货热销、国风流行、国潮涌动，以“中国元素”为内核的这股社会风尚，折射出中国人消费偏好之变；深一层看，背后更是“东方式”审美旨趣的回归。

资料图：2021年9月7日，北京，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上的故宫角楼巧克力月饼吸引观众。中新社记者易海菲摄

　　曾经，永久、回力等国货老牌子代表实惠耐用和一个时代的时髦；改革开放后，高档“洋气”的外国品牌涌入，人们以追逐“洋品牌”为荣。进入新世纪，本土品牌苦练内功、逐步崛起，国货消费热潮勃兴。

　　顺着时间轴看，中国人消费与审美可谓经历了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及至“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再度回归和螺旋式上升。

　　从2011年到2021年，“国潮”相关搜索热度10年间上涨528%；中国消费者在网购平台每买10件商品，有超过7件是国货；近八成中国消费者偏爱国产品牌……大数据佐证了“国潮”热度。

　　陆续步入社会、作为新兴消费力量崛起的中国“Z世代”(通常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人)，正是国潮旋风的重要塑造力量。相关调查显示，“Z世代”对“中国红”元素产品情有独钟，国潮品牌与年轻人“双向奔赴”。

资料图：2020年8月1日，“大白兔冷饮店”主题展亮相成都。老字号国民品牌大白兔集中了五大主题IP装置，汇集童年经典记忆、国潮时髦元素、趣味互动和潮流消费于一体，吸引当地民众前来品味儿时味道。中新社记者张浪摄

　　喜欢囤鞋的北京青年王悦发现，身边的朋友们，非耐克、阿迪达斯不买的人少了，穿李宁、安踏的多了。

　　旅居加拿大的程女士感叹，欧美化妆品代购“不像过去那么火了”，借社交平台推荐精致又平价的东方美妆，正成为中国女孩新时髦。

　　买国货、用国货、晒国货已成“Z世代”社交不可或缺的部分。熟悉新媒体、智能手机的这代人，既从社交平台获取灵感，更新对传统文化、东方美学的认知，也通过社交平台分享国潮消费体验，寻找“同好”与归属感。

　　“国货质量挺好的，设计具有中国风，能展现品味和个性”，代表了国潮青年的心声。这也折射出中国“Z世代”消费与审美的代际特点：不唯大牌，注重实用，同时兼顾颜值和文化内涵。

　　这正呼应了“国潮”趋势的灵魂——“国”，代表着中国元素、中国风格、中国审美等文化层面的内容。它不仅指印章、水墨这些中式符号，也指符号所传递的中国哲学与价值观。

资料图：2019年12月27日，众多古装爱好者在故宫博物院内拍照留念。中新社记者杜洋摄

　　北京冬奥吉祥物冰墩墩荣登“国潮顶流”，在于这只大熊猫“很可爱也很中国”，传递出中国人待客的那份和气；中国留学生穿着国潮卫衣走在外国街头，感受方正汉字“独一份的潮范儿”；《洛神水赋》《只此青绿》等经典演绎，让现代人惊叹中华文化之大美……

　　原来，传统的东西不意味着“老土”，而是可以很青春、很时尚；也不意味着深藏在博物馆里，而是可以渗透进人们的日常。

　　弥散在衣、食、住、行、用、玩各个领域的国潮风尚，契合中国人渴望文化认同、审美共鸣的内在需求，也为中华文化、中华美学重新被发现、被激活提供了契机。

资料图：2022年1月12日，北京冬奥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亮相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路(北中轴路)，吸引路人拍照留影。中新社发郭俊锋摄

　　2021年一份社会调查显示，70%以上的受访青年认为国潮增强了中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并能通过国潮感受到传统的熏陶。

　　英国《金融时报》曾在报道中指出，外国品牌过去代表着优越的西方生活方式，但现在，中国消费者对China style(中国风)更有信心了。

　　曾经，中国人步履匆忙、不停追赶外面的世界；走过千山万水，愈加发现“外国的月亮不一定比中国的圆”，触动中国人心灵的诗意与浪漫，原来就在自身文化的母体之中。

　　被唤醒的东方式审美，滋养着国人，也带给世界新鲜感。自信优雅的“中国妆”受到亚洲女孩追捧，日本媒体预言“华流”即将席卷世界，外国“网红”对中国互联网产品爱不释手，欧美品牌“借用”国潮元素……正所谓，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国潮”是什么？有人说，这不过是商业和消费现象；有人说，这关乎中国人的审美和文化；还有人说，这是国民心态的投射。

　　“国潮不仅是国货之潮，也是国力之潮，更是国运之潮。”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院长胡钰这样认为。(完)

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如何平衡包容？中外专家把脉建言******

　　中新网北京12月4日电(记者孙自法)作为有望引领人类未来变革的一项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AI)近年来在快速发展并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带来安全、隐私、公平等系列问题和挑战，人工智能治理概念应运而生，备受关注。

　　由清华大学主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的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12月4日在北京开幕，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致辞时形象表示，“我们现在正站在智能化社会的门槛上，人工智能这条大船正载着我们向智能化世界驶去，而治理正是随时校正大船航向，确保大船行稳致远”。

　　在随后举行的“如何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主论坛上，中外专家学者线上线下对话，把脉人工智能发展，聚焦治理体系构建。

　　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直面数据、算法、算力、场景等四大要素挑战，价值导向上要坚持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可控的底线思维、维护个人权益尊严与平等的人本思维、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思维和人工智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思维，遵循“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同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的治理原则，着重从“包容、共享、审慎、负责”价值原则来平衡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发展和安全需求，形成人工智能治理机制的价值共识，推动实现全球协同治理。

　　关于“审慎”价值原则，薛澜强调，要对人工智能治理给出明确的安全底线，既不能放任不管，任其野蛮生长，也不能出现“一管就死”，避免矫枉过正。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表示，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人工智能治理旨在促进具有人类价值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以造福人类和地球，因此，人工智能治理应遵循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具有开放的多利益相关者共治的结构，应综合运用技术、规则、教育等多种工具，并有效植入到人工智能应用平台之中。他还特别强调，不仅要发展人工智能各式各样的应用技术，还要发展一批保护隐私和公平、加强监管的人工智能治理支撑技术。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与方案支助局局长徐浩良指出，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灵药，它的好坏取决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及数据基础、治理标准。“我们需要全面地看待人工智能，需要跨越国界、跨行业和跨代际的合作，来制定必要的治理框架”。他说，国际机构和国家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通过有关人工智能伦理的提案，得到许多成员国的支持，这是积极的一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做好准备，为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构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提供支持，让人工智能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21世纪国际合作方式来治理人工智能？”卡内基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人工智能与平等倡议联席主任温德尔·瓦拉赫认为，首先是以数字和生物革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重新定义人类的意义，并且重塑世界和未来前景；二是技术速度远远快于道德和法律监督到位的速度，新的人工智能部署的绝对普遍性和速度，颠覆了行业政府、传统机构以及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技术结构；三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存在基本控制问题，作为关键系统组建部署时会构成潜在危险。

　　他说，建立一个合作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应该是敏捷的、适应性的、预见性的、响应性的、包容性的，“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的参与，所有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方案都只能是幻想。如果不大力转向国际合作，我们将无法成功度过未来几十年”。

　　“今天社会不仅仅是外卖小哥被困在算法里，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各式各样的算法里。”清华大学智库中心主任、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苏竣认为，人类即将从工业社会迈向以科技进步和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在颠覆性地重组人类社会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的法律隐私、道德伦理、公共治理带来诸多严峻挑战。

　　他说，技术是中性的，算法是无辜的，在这场人工智能掀起的人类社会巨变中，需要科学的方法研究和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风险、问题和挑战。“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探索智能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的倡议自2019年发起以来，经过两年多努力，已在全国有序展开，实现智能技术治理与智能社会治理齐头并举，将为构建有人文温度的智能社会作贡献。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总裁罗欣顿·麦德拉指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数据领域，要有全球所有国家都接受的数据伦理方面的标准，包括如何搜集数据、收集谁的数据、如何储存数据、如何整合数据、如何分析数据、如何加密、如何保证数据安全、如何使用数据等，“在全球层面共同创建普遍性的标准，它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治理挑战”。针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全球价值链当中，因为机器的替代，很多工作机会被失去的问题，他建议由来自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或宗教背景的哲学家组建一个全球性委员会，来思考应对和解决之策。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也肩负着参与国际治理规则制定的职责。因此，如何助力全球社会共同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要进行系统思考，开展国际对话。(完)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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