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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2022，见证中国军人在祖国大地上写下的答卷******

　　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答卷

　　蔚蓝的星球绕着恒星公转了一周。转眼间，一年又过去了。

　　过去这一年，中国军人一次次面对时代设下的考题，用坚定自信的姿态，书写下人民军队迈向明天、走向未来的答卷。

　　这是对使命的回答——海空之上，战机巡航，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员以不容侵犯的姿态捍卫着祖国领空的安全。

　　这是对人民的回答——川西小城，地震留下的断壁残垣间，武警四川省总队官兵穿过湍流与山林，用如山的信念冲锋在守护受灾群众第一线。

　　这是对信仰的回答——高原雪山，新疆军区某工兵团官兵用钢铁般的意志，在“生命禁区”为一线边防军人保障后方。

　　这是对先辈的回答——蔚蓝长空，国之重器在云端奋飞，运-20运输机载着志愿军英烈遗骸回归祖国的怀抱，歼-20战机在两旁护航，彰显着新时代人民空军的坚强力量。

　　无论是演兵场上隆隆的炮火，还是云霄之上壮阔的航迹；无论是冰雪之间毅然跋涉的足印，还是救灾现场的迷彩背影……当危险与挑战来临，他们永远挺身而出；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他们永远岿然屹立。

　　坚定的信念、热血的姿态、永不停歇的脚步——这是中国军人面对时代之问，在祖国大地上写下的答卷。

　　2022年，我们听到过许多触动人心的回答。一句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昭示着使命、铭刻着梦想、闪耀着信仰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中国军人的真诚回应。本期《军营观察》，让我们跟随4位记者来到东南西北的不同点位，见证他们心目中，中国军人令人感动的“回答”。

　　“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9月16日，空军2架歼-20战机为接迎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运-20飞机护航。

　　2022年即将写到终章。在这一年的采访经历中，总有一些人和故事会变成珍贵的琥珀，永远封存在时代记忆中。

　　今年9月16日，记者有幸见证了这样一个历史时刻——第九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自2015年起，我国空军连续8年赴韩国执行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的接迎与护送任务。作为记者，我曾记录一批又一批志愿军先烈搭乘运输机归国的道路。这次，空军首次派出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五代隐身战机歼-20与运-20大型运输机同时执行任务。

　　9月15日，记者一行人搭乘空军运输机抵达沈阳某军用机场。当天晚上，记者见到了次日要驾驶歼-20执行护航任务的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金头盔”获得者李凌和该旅飞行一大队大队长、“金头盔”获得者高中强。

　　两位歼-20飞行员来自人民空军首批组建、首支参战、首获胜绩的航空兵部队。这支部队曾飞过远海高原、也曾征战戈壁荒漠，先后有4人5次夺得“金头盔”。2019年7月，该旅飞行一大队被中央军委授予“强军先锋飞行大队”荣誉称号。

　　9月16日一大早，我们赶往机场等待歼-20起飞。指挥塔台传来消息，由于台风影响，执行护航任务的歼-20将会遭遇极端恶劣天气。

　　就在这时，李凌和高中强驾驶着歼-20滑出跑道，冲上云霄。“当年先辈们飞行不足几十个小时，就敢起飞迎敌。今天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用‘双20’编队列阵长空，迎接先烈‘回家’。”带着这样的信念，李凌操纵战机飞向苍穹。

　　上午10时许，指挥塔台传来一段振奋人心的通话录音：

　　“我是空军歼-20飞行员李凌，我部歼-20飞机两架，奉命为您护航。”

　　“我是空军运-20机长庞荣奇，我部奉命接送志愿军忠烈回国。”

　　“长空祭忠魂，英雄归故乡。向志愿军忠烈敬礼。”

　　记者在塔台指挥席的大屏幕上看到，当运-20飞机搭载着88名志愿军英烈遗骸进入中国领空，两架歼-20战机迅速与运-20组成三机编队。它们以空军特有的礼仪，接迎和护送英烈回家。

　　那一刻，历史和现实交错，光荣与梦想同在。

　　三机编队顶着台风裹挟而来的雷雨和冰霜，从1000米高空穿破云雾、机动下降到200米的低空。“当时，我仿佛看到身后的88名英烈，正在云中俯瞰机翼下祖国的锦绣河山。”运-20机长庞荣奇满怀感慨。

　　当运-20平稳降落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李凌和高中强驾驶歼-20低空通场，共同向归来的志愿军烈士致以崇高敬意。88位牺牲在异国他乡的英烈，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可以告慰先烈的是，如今我们已经拥有比肩强国的先进武器，歼-20、歼-16、轰-6K等国产新型战机振翅高飞的壮美航迹，彰显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勾勒出强国强军的同心圆。运-20的航迹遍及亚洲、非洲、欧洲和大洋洲，通过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的脚步，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传递到全世界。

　　10年来，警巡东海、战巡南海、砺兵台海、前出西太、绕岛巡航、砺剑高原、海外投送、抗疫救灾、接迎忠烈……人民空军用航迹作笔，不断书写着强国强军的新答卷。

　　“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这是一个翱翔九天的战略性军种对历史与未来的回答，也是一名军事记者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强军新征程的使命。

　　“使命所系，义不容辞”

　　9月5日，四川泸定发生6.8级地震。图为武警四川省总队官兵转移受灾群众。

　　站在“桥”前，记者久久不敢前进。

　　它甚至不能称为桥——仅仅2根排水管和3根用来固定的铁索，却承载着沉甸甸的重担。今年9月，四川泸定发生地震，武警四川省总队机动第二支队官兵奉命前往灾区实施救援。这些排水管和铁索的组合体，是唯一可供渡河的“生命之桥”。

　　同样是在泸定，恍然间，记者仿佛看见了红军长征途经此地时，走过的那座铁索桥。

　　“就地渡河。”随着指挥员刘刚一声令下，官兵们手攀铁索，双脚踩着较粗的排水管，开始向对岸“冲锋”。

　　沾满油污的铁索异常滑手。由于安全绳数量有限，副大队长王栎帏过河时，已经没有多少防护手段。行至半程，铁索摇晃得愈发厉害。想到前方等待救援的乡亲们，王栎帏抛开杂念，一步步向前走了过去。

　　先过河的战友打了桶水放在河边，后面的官兵匆匆洗把手便继续出发。很快，桶里的水变成黑色。官兵们裤腿和战靴上的油污却洗不掉，他们把这些痕迹看作自己的勋章。

　　在抢险救灾现场，记者从未见过一身干净的迷彩服。那些沾在官兵身上的油污和泥土，在雨水与汗水的共同晕染下，构成独属于人民子弟兵的动人图案。虽不整洁，却格外让人安心。

　　87年前，红军勇士为了革命胜利一往无前，在泸定的铁索桥上铭刻下气壮山河的红色印记。如今，在另一座“桥”上，新时代的人民子弟兵依然奋不顾身地发起冲锋。无论岁月如何变换，风雨之中，中国军人坚定的身影始终如一。

　　武警雅安支队副支队长陈孝文带队前往震中磨西支援那一天，恰好是儿子出生后的“百天”。救灾期间，他给家里打的第一个电话，是让家人帮忙购买灾区急需的早产儿奶粉。直到部队返回，他都没有离开自己的任务区，去一山之隔、同样受灾的妻子娘家看上一眼。

　　武警甘孜支队特战队员陈煌前出探路，在近乎垂直、高差达80米的峭壁上摸索前进。那次，陈煌从高处摔下来，仅仅休息了20分钟，就忍痛继续出发。回到营地，陈煌越想越后怕。他笑着和战友说：“运气真好，好几次刚走过去石头就砸下来，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们了。”

　　班长向军跟记者讲述了在海螺沟景区执行搜索侦察任务的经历。茫茫山林，通信时断时续，他们一边前进，一边躲避余震带来的次生灾害。出发不久，向军和战友遇到几户零散的受困群众。他们把自己携带的干粮和水都送了出去，直到通信中断、身上一点补给都没有。

　　向军和战友们没有回头，继续向深处搜索营救被困群众，3天后才与受困群众一同搭乘直升机返回。

　　“你们都已经‘弹尽粮绝’了，为什么还要往前走？”记者问他。

　　“道路不通，信号中断，受困的百姓难免会感到孤独和恐惧。我们进去和他们在一起，就能把希望带给更多受困的人。”向军说。

　　人民至上。用行动守护人民的幸福安康，这是人民子弟兵根植于血脉的传承与信仰，这是他们面临时代考验做出的唯一选择。

　　救援任务完成，启程返回时，记者看到陈孝文发了这样一条微信朋友圈——

　　“使命所系，义不容辞。”

　　“战位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员列队行进。

　　刺耳的轰鸣声中，一架轰-6K战机从记者眼前的跑道呼啸升空。塔台上，指挥员柴琎的目光一直跟随战机滑行的方向移动。

　　“离地早了！”看到战机的起飞动作，柴琎握着对讲机提醒飞行员。

　　“明白！”飞行员立即回应。

　　这一幕，发生在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机场。一架架轰-6K战机依次起飞，飞往靶场进行实弹实投训练。团长柴琎紧盯着电子屏幕上的空中态势，不时拿起话筒对战机发出指令。

　　天气并不理想，空中雾气很重。柴琎对身旁的战友交代几句话，起身离开指挥席位。记者插空走上前，跟他聊了起来——

　　“今天的训练设置了什么难点？”

　　“主要是机动突防。我们在投弹区增加了一些干扰，不能让他们太容易过关！”

　　柴琎的嘴角不经意露出一丝笑意。记者不禁好奇起来：他会用什么样的手段“为难”大家？

　　几小时后，战机呼啸着依次落地。看到飞行员们提着头盔走向讲评室，记者立即迎上去跟他们打招呼：“今天训练怎么样？”

　　“还行吧！空中突防的时候，塔台给了几个特情，需要临机处置。”飞行员吴岳鹏边走边说，“快进入投弹区的时候，目标被烟雾遮挡，我们必须快速降低高度，使用盲投方式进行投弹。”

　　“还好，精准命中目标！”吴岳鹏自信地回答，似乎并没遇上什么难题。

　　“别听他吹牛！我们规划好航线、准备投弹的时候出现特情，大家都很意外。岳鹏，你忘了当时自己啥反应？”飞行员黄文在一旁“拆台”，大家都乐了。

　　走进讲评室，飞行员们立即打开飞行记录本。团长柴琎一脸严肃地挨个点出刚才飞行中的问题，并仔细讲解了这些特情的正确处理方法。

　　柴琎所在的航空兵团曾执行过许多重大任务。今年8月初，柴琎驾驶战机与战友组成轰炸机编队，参加了战区组织的实战化联合演训。任务结束后，记者拨通柴琎的电话。柴琎告诉记者，这次任务实施条件比较复杂，飞行员做到了准时升空、接令即打、精准命中，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为战而生，为战而练。那一刻，记者脑海中浮现出柴琎身穿飞行服、指挥轰-6K战机的姿态。在一线部队，记者采访了很多像柴琎一样的官兵，他们心中满怀着必胜信念。

　　今年6月，火箭军某常规导弹旅在连绵的阴雨中举行了一场考核。“为什么要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考核？”看着官兵们身上脸上沾满泥水，争分夺秒地向前追赶，记者忍不住询问营长刘前精。“打仗是不会让我们选天气的，考核也一样。”他的回答，记者至今难忘。

　　在一次军事演习中，该旅多型号常规导弹全部命中目标区域。

　　“战位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假如那一天真的来临，记者相信，这不仅是该旅官兵的回答，也是中国军人共同的回答。

　　“以奋斗姿态度过自己的青春”

　　新疆军区某工兵团官兵正在施工。

　　汽车翻越达坂的时候，一阵剧烈的晕眩突然袭来。

　　来到高原后，记者早已习惯这样的情况。

　　车窗外，一泓蔚蓝的湖水映入眼帘，一时分不清水与天的界线。走过盘旋颠簸的山路，不知道拐过多少道弯，记者一行到达今天的采访地点。入口处，“能修善战担使命、血拼到底谋打赢”14个大字格外醒目。

　　王世彬大口喘着粗气，厚厚的作训服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这位新疆军区某工兵团某连连长，刚刚带领官兵通过一段坡地，把物资扛到指定位置。

　　记者试着用双手搬起一袋物资，没走几步，便感到呼吸急促，双脚也开始不听使唤。在雪域高原，原地不动都可能出现高原反应。记者难以想象，官兵们在完成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时，身体经受着怎样的考验。

　　王世彬接过记者手中的物资，笑着念起了一首描写工兵的打油诗——

　　“锤落钢钎短，持钻虎口断。汗透战士衣，肩头皮肤烂。手掌血泡连，脚下鞋底穿。抬头包公脸，弯腰钢铁汉。”

　　该团不少官兵是第一次上高原。那段时间，他们日出而作、戴月而归，和时间赛跑，顶着头痛、胸闷、失眠的高原反应艰苦奋斗。

　　在一辆挖掘机前，记者见到了一级上士付晓华。作为装备操作手，付晓华黝黑的脸上，写满与年龄不相符的沧桑。“他是我们连有名的‘拼命三郎’。为了赶工期，他每天连续工作将近15小时，收工时，连跳下驾驶舱的力气都没有，只能让班里的战友把他背下来。”王世彬告诉记者。

　　听到连长的话，付晓华腼腆地摆了摆手：“我们连的战友没有一个不拼的。”

　　那天凌晨两点，付晓华操作的挖掘机出现故障。天上下着暴雨，为了不耽误工期，战友刘金帆就躺在冰冷泥泞的地面上，对着挖掘机的底盘进行抢修。刘金帆当时说的一句话，付晓华到现在都记得：“这台挖掘机就是我们的武器，我不能让你用一件坏了的武器上战场。”

　　面对艰险与苦累，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

　　在高原采访过程中，记者见证了太多感动。这里有三代从军、戍边20余年的老边防，有驻地相隔不远、却半年不能相见的“军人伉俪”，有坚守在边防一线、曾直面生死考验的英雄连长……祖国西陲，他们用血肉之躯书写下一首首热血而浪漫的边关之诗。

　　高原上，记者遇到了列兵戚嘉洺。这名00后战士来自江苏，他所在的点位距离他的家乡超过5000公里。

　　“为什么愿意来这里？”记者问戚嘉洺。

　　“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没什么，对我来说，这是人生难得的经历和宝贵的财富。”这名年轻军人坚定地说，“每个人的青春都只有一次，以奋斗姿态度过自己的青春，我感到很幸福。”

多学科融合，推进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李佳霖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诞生于1972年。2022年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诞生50周年。1985年，中国加入该公约。1987年，中国有了第一批世界遗产，包括长城、周口店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以及泰山。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6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8项、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4项，为传承中华历史文脉、守护全人类文化瑰宝作出了重要贡献。近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地可持续旅游教席倡议发起，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承办的首届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学术论坛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建言献策，促进世界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多学科交叉融合与人才培养，助力世界遗产事业发展。

　　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表示，通过世界遗产的申报实践，使大家对文化遗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比如从文物保护的语境走向文化遗产、世界遗产保护。“过去文物保护的对象是静态的古遗址、古墓葬等，如今强调保护活态的遗产，如人们居住的传统村落；过去文物保护只保护物质要素，现在非物质要素也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黎族的黎锦、哈尼族的耕作技术等都被纳入了保护之列。”单霁翔说。

　　1997年，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邵甬表示，平遥古城是人居型世界遗产的典型代表，城市开发、过度旅游、社区面临着被瓦解的风险是其要面对的挑战。邵甬介绍，成为世界遗产之后，平遥古城旅游快速发展，古城保护与发展出现了失衡状态，很多干字形商业街作为开发的主要区域，接受了外部投资，并且进行了装修甚至过度装修，但是很多传统院落却存在消极保护的状况。另外，平遥古城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社区缺乏比较强的凝聚力，社区居民对遗产的认知不足。

　　2006年，邵甬开始为平遥古城编制保护规划，为平遥古城的保护与发展提出相关策略。“一是古城价值的再阐释，从古城的古代到当代，从宏大叙事到日常人居，涵盖了金融之都、营城智慧等方面；二是古城定位的调整，将以旅游为主的古城调整为‘活着’的古城、宜居的世界遗产地；三是工作目标的调整，从‘保下来’到现在的‘活得好’。”邵甬说，团队为平遥古城编制了详细的保护规划，以求保存完整的中原汉民族城市特征，并保护好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出台了《平遥古城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工程资金补助实施办法》，以期通过政府主导、居民自主和专家引导的激励制度，让老百姓在通过补助资金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修缮结果也能够符合保护规划制定的标准。同时，进行产业优化，鼓励旅游业之外的其他产业发展，形成有韧性的产业结构，比如把古城中的废弃用地活化利用为文化空间，鼓励文化产业植入，在古城里逐步形成了与文化遗产空间相结合的电影节、摄影节等。如今平遥的旅游总收入在逐年提高，但是门票收入占比越来越低，参与到相关产业中的居民也越来越多。

　　“开始规划时我们更多的是记录物，比如街巷、建筑，后来更多地去理解城市与人的历史以及人当下的需求，实现了‘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改变。在工作方法上，从原来的‘精英规划’转变为‘共同缔造’。比如成立社区工作坊，让老百姓了解古城的保护与发展，也了解他们的需求。”邵甬表示，人居型世界遗产的保护，既要坚持“以价值为基础”的保护原则，还要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同时要回应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强调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重视人居环境的改善，实现宜居、活力、平等三大目标。

　　保护为主，倡导可持续发展

　　湖南武陵源于1992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4年，武陵源成为中国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之一。2007年，武陵源成为国家5A级旅游风景名胜区。

　　武陵源的保护发展之路很好地印证了遗产保护理念的蝶变。2014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开展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展望时，把所有的自然遗产地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好；第二类是比较好但需要给予一些关注；第三类是重点关注；第四类是严重关注（大部分为列入濒危遗产名录的遗产地）。武陵源被列为重点关注类。2017年，武陵源再次被列为重点关注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关于武陵源的报告措辞非常犀利，比如认为武陵源的完整性尤其美学价值受到不可接受的丧失。同时强调旅游设施过度建设和持续游客增长给武陵源带来的威胁等。”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研究院教授肖时珍说。

　　“我们受地方主管部门委托，按照世界遗产中心的要求编制了《武陵源世界遗产保护状况报告》，逐一回应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对武陵源的担忧，以及武陵源所在的各级政府为实现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措施及取得的成效，包括武陵源景区主入口的酒店、商铺等大多已拆除，并且进行了生态修复，武陵源在居民搬迁、环境污染防控等方面采取的措施及取得的成效等。我们也客观地评价了武陵源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对美学景观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还分析了索道、电梯等在促进遗产保护和展示、促进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和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对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很关注的游客人数，也在调查统计的基础上进行了数据核实与澄清。”肖时珍说。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可了他们的报告。2020年12月，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武陵源由“重点关注”类晋级为“比较好需要给予一些关注”类。“武陵源也调整了开发思路。比如之前武陵源计划再建一条鹞子寨索道，因为有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决议建议，如今已经放弃了这一计划。可以看到，武陵源从过去旅游大开发的阶段，逐渐演进到开发与保护并重的阶段，到如今进入以保护为主、倡导可持续发展的阶段。”肖时珍表示。

　　让原住民获得发展的红利

　　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8年，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保继刚带领团队对哈尼梯田进行了调查。“团队有60个人，其中20多人懂哈尼语。”保继刚说。

　　团队对元阳县35个自然村5682户做了实地调查。调查发现，村寨大部分年轻人出去打工了，空心化现象比较严重；遗产区以农业为主，产业结构非常单一； 35个村庄中，传统民居蘑菇房只剩下298栋。“经过调研和充分考虑，我们选择了阿者科村开展保护实践。”保继刚说。

　　阿者科村是35个村落中最贫困的一个村，因为交通不便导致村内新建设缓慢，也使得蘑菇房得到大量存留。“我们提出了‘阿者科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村民以村落和他的生产生活方式入股，占股70％，其中民居占40％，梯田占30%，居住占20%，户籍占10%。只要住着传统民居、种着梯田，村民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分红。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在传统民居以及梯田的保护上找到了抓手。从2018年6月开始，到2019年3月第一次分红，每户分了1600元。之后，村民对我们更加信任了。到2021年，每户分红达到3000元。”保继刚表示，在这个计划推进中，一直推行基层民主，公开所有的相关信息。有需要新增的管理制度，召开村民代表会进行商议，形成了新的管理制度就纳入阿者科的管理制度中。

　　“我们还给孩子们设立了教育奖励金，考上中学奖励500元，考上本科奖励1000元，每年发放。同时，还请当地村民教游客体验织布等，他们也可以得到一些收入。”保继刚说。

　　作为中国旅游减贫方案，“阿者科计划”是一个社会科学的试验田，从实践反哺理论。“其中最核心的是创造旅游吸引物的人，应该得到旅游带来的收益。”保继刚说。

　　“世界遗产保护的持续推进得益于建筑、旅游等领域人才参与。”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张朝枝表示，文化遗产保护具有跨学科特征，因此培养好跨学科综合型人才是关键。据悉，从2018年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和张朝枝共同发起了遗产旅游联合工作坊。连续几年来，工作坊组织了多个专业的师生，在河南、河北、山西等重要遗产地开展调研，探索遗产地的保护发展。“以‘共同问题’为导向，多学科人才一起努力推进世界遗产保护。”张朝枝表示。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