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明摄于盐城黄海滩涂 图源:黄海湿地世界自然遗产
自带“饭勺”,憨态可掬
勾嘴鹬是鹬科勺嘴鹬属的小型涉禽,体长只有14~16厘米,大概只有人的拳头大。它的嘴巴是黑色的,嘴巴末端呈铲形,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袖珍的小勺子。觅食时特别认真,被广大爱鸟人士称为“自带饭勺”的鸟儿。
勺嘴鹬的羽毛颜色很特别,会随季节而变化。夏季,它的上体是黑色,背部棕红色羽缘;冬季,羽背面是灰褐色,具黑褐色羽轴纹。
勺嘴鹬的觅食与鸭子更为相似,也是以滤食为主,主要以昆虫、昆虫幼虫、甲壳类和其他小型无脊椎动物为食。勺嘴鹬在烂泥中捕食主要靠“小勺子”,它的喙可以帮助它在泥土中更好地感知猎物。
勺嘴鹬常单独活动于水边浅水处和松软的烂泥地上,行走时常低垂着头,不断将嘴伸入水中或烂泥里,边走边用嘴在水中或泥里左右来回扫动前进,甚至转回来的时候,嘴也不用从水中出来。
正在捕食的勺嘴鹬
极危物种,鸟中“大熊猫”
勺嘴鹬是世界上最稀有的鸟类之一。它不仅因其外貌引人注意,更重要的是其目前的种群数量。
由于环境破坏和栖息地萎缩,全球仅剩600多只,数量远少于大熊猫,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极度濒危物种,在2021年2月正式“升级”成为我国一级保护动物。
据估算,勺嘴鹬的成熟个体数约有240-456只,大致相当于360-684只个体,而且这一数字可能还在不断减少。
因为人类活动、环境污染等导致的栖息地退化及丧失,以及受非法捕猎等因素的影响,勺嘴鹬的生存环境面临极为严峻的考验。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勺嘴鹬的种群数量还在以每年8%的速度减少。
勺嘴鹬对繁殖地选择非常苛刻。据近些年研究,勺嘴鹬只在西伯利亚东北部海岸冻原地带繁殖,其中最重要的繁殖地是欧亚大陆的最东北端的楚科奇半岛。每年6-7月,从南方迁徙而来的勺嘴鹬开始求偶、筑巢,准备繁殖。它们在冻原沼泽、湖泊、水塘、溪流岸边和海岸苔原与草地上营巢,尤其喜欢淡水塘边的苔藓草地。
由于洪水泛滥、各种天敌动物的捕食及食物短缺等原因,勺嘴鹬的繁殖成功率并不高,每窝产卵3至4枚,仅20%~30%的卵能够孵化成功并最终成活下来。苛刻的繁殖地选择,狭窄的繁殖区域及较低的繁殖成功率是勺嘴鹬自然种群较低的重要原因。
飞越八千里,跨时区的超级旅行家
勺嘴鹬的故乡在俄罗斯西伯利亚东北部楚科奇半岛。它是一种长距离迁徙的候鸟,每年都会从俄罗斯飞往泰国、印度、中南半岛、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等东南亚地区越冬。
图源:海南日报客户端
勺嘴鹬仅在极少数的冻土层地带上繁殖,在东南亚的湿地过冬。每年8-9月份,完成繁殖任务后,很快开始长途迁徙。沿东亚-澳大利亚迁徙线路,跨越北冰洋、大西洋和太平洋,前往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过冬,全程约8千公里。
由于航线过长,经常会在我国江苏盐城等地经停中转,在这里停歇休憩、补充能量。像我们人类的旅行一样,“小勺子”的北迁也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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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明摄于盐城黄海滩涂 图源:黄海湿地世界自然遗产
秋天的盐城黄海湿地仿佛成为了一张大餐桌,此时是观测勺嘴鹬和其他鸻鹬类候鸟的最佳时机。在9月和10月,不同批次的勺嘴鹬都相继抵达,数量可以过百。与此同时,滩涂湿地上的其他各种鸻鹬也是纷繁复杂。勺嘴鹬这小小的身影,往往会淹没在2万、5万,甚至是更多的小型鸻鹬里。
在南迁途中,勺嘴鹬会在盐城黄海湿地等地停歇、换羽,之后飞往中国南方及东南亚等地过冬。预计天再冷些,这些小家伙便不能再“赖”在黄海湿地了,只能追寻前辈的步伐,飞往温暖的越冬地。
别看它身体小小的,但能量却是巨大的呀,是个超级厉害的跨时区旅行家。
“生态好不好,鸟儿说了算”。勺嘴鹬对栖息环境要求比较高,在盐城、阳西、湛江、锦州等地能发现勺嘴鹬,表明当地有着优良的生态环境。希望以后可以见到更多可爱的“小勺子”!
来源:海南日报、复旦大学祖嘉生物博物馆、湛江日报、中国国家地理探索、爱鸟国际、大众科普、盐城发布、CEAAF
参考文献:
孙仁杰.“极危萌物”勺嘴鹬[J].广西林业,2017(04):25-26.
鹤博,蔡志扬,章麟,干晓静,刘文亮,李静,蒋忠祐,王松林,马志军. 勺嘴鹬在中国的分布状况和面临的主要威胁[J]. 动物学杂志,2017,52(01):158-166.
整理:刘雪洁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